雨还在下。

不是那种温柔的春雨，而是连绵不绝、砸在铁皮棚顶上像擂鼓的暴雨。

三天三夜没停过，整个守灯亭村泡在水里，田埂塌了，土路成了河，而刚刚打下地基的“梯子小学”，正一点点沉入泥浆。

王强蹲在坑边，裤腿卷到膝盖，下半截早已被浑浊的泥水吞没。

他手里攥着一根钢筋，用力插进松软的地基边缘，试探深度——指尖刚触到底，整根钢筋便无声陷落，只剩半截露在外面，像一根折断的骨头。

“不行！再这样下去，明天早上地梁就得歪！”他吼了一声，声音穿透雨幕，传到身后十几个冒雨作业的工人耳中。

没人应答。

他们全在泥里，弯着腰，扛沙袋、挖排水沟、用木板撑住即将坍塌的围挡。

雨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成串流下，混着汗和泥，在脸上划出一道道沟壑。

谁都知道，这不只是修一所学校，这是把“希望”两个字从地下托起来，稍一松手，就会被这片土地重新吞回去。
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。

黑暗的村道尽头，一辆皮卡冲破雨帘疾驰而来，车灯在湿滑的泥地上划出两道颤抖的光束。

车子还没停稳，车门猛地被推开，七八个年轻人跳下车，穿着统一的荧光绿志愿者马甲，肩上背着防水布、应急灯、抽水泵。

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孩，短发贴在额前，雨水顺着她的鼻尖滴落。

她一脚踩进齐膝深的泥水里，却毫不迟疑地朝王强走来：“王哥，我们来了！我是省城师范刚毕业的小杨，网上看到热搜就组织了这批人。”

王强愣住了。

“热搜？”

“《审判日》方言版爆了。”小杨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声音清亮，“全省都在转。有人说你们在修一所‘敢哭的学校’。我连夜联系同学，凑了这批物资，还有高校教育学院支援的教学器材清单，等天晴就能运来。”

话音未落，李娟也从临时工棚跑了出来。

她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却被小杨一把扶住。

两人站在泥水中对视片刻，李娟忽然红了眼眶。

“你怎么敢来？”她声音发颤，“这儿什么都没有，没电、没热水、连厕所都是旱厕……你一个城里姑娘，图什么？”

小杨笑了，笑容在雨夜里格外明亮：“因为我妈说，你们修的不是学校，是我们小时候没敢做的梦。”

一句话，让所有人都静了下来。

雨声似乎也轻了些。

李娟望着眼前这群浑身湿透却眼神灼热的年轻人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那部被禁播的纪录片没有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下来——活在口耳相传的方言里，活在学生自发记录的《第二份判决书》里，活在这些素未谋面却愿冒雨奔赴的年轻身影中。

她转身走向临时指挥部，掏出手机，拨通葛兰芝的号码。
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

“兰芝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来了。”

那边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是低低的一声：“看到了。但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

李娟心头一紧。

“县教育局发了红头文件，《创伤教育导论》被定性为‘违规教学材料’，禁止在校内使用。”

李娟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：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把它全文发公众号了。”葛兰芝打断她，“附了一句：若此为罪，请判我十年。”

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两天。”葛兰芝轻笑，“十五位一线教师联名回应，说已在课堂试讲。学生哭了，家长写了道歉信——给那些他们曾经误解甚至伤害过的‘问题家庭’孩子。还有一位退休法官留言：真正的法治启蒙，始于承认法律也曾犯错。”

李娟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抬头望向天空。

雨势渐弱，云层裂开一道缝隙，隐约透出月光。

而此刻，在六所不同城市的高校礼堂里，《审判日》正以“学术观摩”的名义悄然放映。

每一场结束，都有学生默默起身，收集观众写下的证言。

有人写道：“我爸是当年拆迁办的会计，他烧过账本，也偷偷藏了一份复印件。”有人写：“我外婆临终前说，对不起那个被赶出房子的老太太，可那时候，她也怕自己家被拆。”

这些文字最终汇成展板，题为：“我们都曾是共谋者。”它们将被送往守灯亭，巡展于新建的校园走廊——那里，未来的教室墙上不会只贴成绩单，还会挂上这一代人迟来的忏悔与觉醒。

与此同时，程立峰坐在自家昏黄的台灯下，咳得肩膀发抖。

他盯着电脑屏幕，手指仍在敲击键盘，整理最后一章《1996备忘录》。

窗外雨声淅沥，屋里只有风扇吱呀转动。

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肺部的阴影正在扩大，可有些话，必须赶在熄灯前说完。

他保存文档，插入u盘，关机。动作缓慢，却坚定。

第二天清晨，护士在空荡的病床上发现一张字条，压在枕头底下：

“请让我回家写完它。”程立峰咳出的那口血，落在床单上像一朵骤然绽开的墨梅。

护士拔掉他手里的u盘时，金属接口还沾着一点暗红。

医生站在病房门口，语气冷硬如铁：“再这样下去，不是肺衰竭就是脑出血——您到底还想不想活？”

他没回答，只是闭着眼，呼吸浅得几乎看不见胸口起伏。

可当走廊的脚步声远去，他忽然睁开眼，目光扫过病房角落那台老式电视。